永乐元年（年）闰十一月明成祖遣使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，承认了陈朝在安南的统治地位，建立了藩属关系。
但因陈朝不断侵扰明朝边境，并对明朝藩属国占城出兵，违反了明朝“保藩固边”的藩属体系治理原则。
因此，明朝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，最终出兵安南。关于永乐时期明朝出兵安南原因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：
第一，安南有违明朝藩属体系的“字小事大”“兴灭继绝”的传统礼法。
安南胡朝对明朝的态度极不恭顺，先是欺骗明朝以求封，“三弑国主，篡夺其位，遂更今姓名，自谓舜后，国号大虞，尔父僭称太上皇，尔为大虞皇帝，改元纪号”。
明朝根据藩属体系“兴灭继绝”的原则，本就有义务帮助安南陈朝复立；接着又言而无信杀死陈天平，“彼包藏祸心，又始杀之，侮辱朝使”，有违安南“事大”之责。总而言之，这些举动都是对明朝宗主国地位的严重挑衅。
第二，安南胡朝长期侵犯明朝边境有违明朝“保藩固边”的边疆*策。
明朝将安南纳入藩属体系，就是要在明朝周边建立起稳固的防御体系，成为明王朝边疆的“稳定器”，达到“保藩固边”的目的。
但安南胡朝屡次兴兵侵犯广西思明府、禄州等地，“迩岁安南屡兴兵侵夺，遂据有之”，又攻夺云南宁远州所辖猛慢等七寨，“征纳差发，驱役百端”，导致广西、云南土官不断上奏向明廷求援。
永乐三年（年）明朝遣使向胡朝索要被侵占的谅山、禄州等地，胡季犛表面上也派遣了割地使，但“凡彼所置土官，密令土人以*鸩之”，并未诚心归还所侵占的土地。
安南胡朝的所作所为，已经挑战了明朝“保藩固边”的边疆治理体系。
第三，安南对周边国家的侵掠行为，有违明朝“字小”的礼法原则。
安南胡朝经常侵犯周边的占城等国，占城多次遣使向明朝指责安南，“数苦其侵掠”。
明朝虽然屡次申诫胡朝不得侵犯占城领土，“夫两国土地，传自先世，而主于天子，何得恃强逾越”，但胡朝仍然“越礼肆虐，有加无已”，这也使得明成祖更加坚定了对安南出兵的决心。
第四，明成祖本人就是以弑君夺位的方式继位的，因此对于*权的正统性比明太祖还更加重视。
永乐初年，明成祖在国内的统治仍然并不稳固，他虽然大肆杀戮方孝孺等建文旧臣，但敌对势力一时也无法扫除殆尽，“抗违者既尽杀戮，惧人窃议之，疾诽谤特甚”。
正因他对自身权力缺乏安全感，更进一步促使他以赫赫功业来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。再加上明成祖“生就桀骜不驯的个性，是雄猜大略的君主”，使得明太祖“不征之国”的祖训也很难约束住他。
因此安南胡朝的篡弑之举，刚好让明成祖抓住了建功立业、宣示自身*权合法性的机会，正如郑永常先生指出的，“明成祖出兵安南是为了提高威望，及摆脱‘以篡得天下’的恶名的众多行动之一”。
反观安南方面，彼时胡氏父子正在安南国内实行一系列*治、经济改革，但改革并不成功。
*治方面，胡季犛本身就是以篡夺陈氏而得位，大肆杀戮宗室朝臣，拥护陈氏的安南遗臣们并不认可他的统治；而为了巩固其统治，胡氏父子在各村社“置巡店，日夜巡警”，施行相互监督*策，人人自危。
经济方面，胡季犛强行推行货币改革，发行纸币“通宝会钞”，要求人民以铜钱兑换，很多商人拒绝兑换，胡季犛便下令“伪造者死，田产没官；禁绝铜钱，不得私藏私用……犯之者罪如之”，这又引发了商人及市民阶层的反对情绪。
文化方面，胡季犛为推行字喃，作《明道》十四篇贬低孔子，批评韩愈为“盗儒”，指责朱熹等理学家“不切事情，而务为剽窃”，更是引起安南士大夫的强烈不满，安南史家吴士连对于胡季犛贬低孔子的做法，评价道“亦不知量也”，可见安南士大夫对其文化*策的嘲讽态度。
*事方面，为准备与明朝的战争，胡季犛“点十五岁以上，六十岁以下”的壮年男子服役，以达到“安得百万兵以敌北寇”的目的，安南人民的劳役越发加重，更加导致了国内普遍对胡氏统治不满的情绪，胡朝*民“厌胡氏苛*，罔有战心”。
在明安双方爆发战争前夕，安南国相胡元澄就曾指出“臣不怕战，但怕民心之从违耳”，可见安南胡朝失败的症结就在于不得民心、无法团结全国力量抗明。
本来此时明朝国力就处在强盛时期，胡氏父子又是仓促应战，其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改革又导致安南“海内离心”，其在国内统治也并不稳固，如此其败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基于以上原因，永乐四年（年）七月，明成祖以成国公朱能为总兵官，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*，新城侯张辅为右将*，丰城侯李彬为参将，率大*征讨安南胡朝。